在喧囂的交道口南大街與府學胡同交會處，佇立著一座朱門灰瓦的古老建筑，如今這里是北京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在老北京人的記憶深處，這里有著一個更具時代烙印的名字——“東四婦產醫院”。
1929年，北平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助產士的教室。
楊崇瑞留美時的照片。
時光倒流九十余年，這處院落前的景象更令人駐足：一對漢白玉麒麟鎮守門前，身著整潔制服、步履匆匆的年輕女性，拎著特殊的“拜訪箱”，箱內裝著新式接生的器具，奔向京城的四面八方。這里，便是中國近代婦幼衛生事業的原點——北平國立第一助產學校，而親手點燃這盞生命之燈的，是一位終身未嫁，卻被無數孩子視作母親的傳奇女性——楊崇瑞。
1929年，北平國立第一助產學校，為產婦測量血壓。
這座院落的選址本身便是一部新舊交替的京華煙云錄。醫院南側的那條胡同，名為“麒麟碑胡同”。關于這條胡同，老北京流傳著一段傳說：明朝末年，一位名叫玲兒的公主因情傷離宮居住于此，她終身未嫁，卻極愛孩童，凡經過府前的幼兒必抱來撫愛，久而久之，百姓視其為“送子娘娘”再世，便有了“麒麟送子”的佳話。
到清末民初，或許是沾了傳說的光，這條胡同竟真的成了京城產婆的聚居地，胡同西邊住著伺候皇家的御用產婆，巷尾住著民間接生婆。然而，傳說終究護不住蒼生，舊式產婆手中未消毒的剪刀和那一把把糊在臍帶上的香灰，往往成為奪去新生兒性命的“無常”。
1929年，助產士隨身攜帶的器具箱，里面醫用器具等一應俱全。
1930年，楊崇瑞將國立第一助產學校的新校址選定于此，買下被稱為“公主府”的宅院和鄰近民房。這選址并非偶然，而是一場“宣戰”——她要在這個迷信與舊俗最深重的地方，用科學的雙手奪過“麒麟送子”的接力棒。
1930年，北平國立第一助產學校舉辦的寶寶大賽。
楊崇瑞這名字，今日或許不若她的學生林巧稚那般家喻戶曉，但她卻是林巧稚都要尊為“老師”的先行者。她生于通縣的書香門第，自幼便有一股子倔勁，八歲時主動要求放足、解約、求學，一路讀進協和醫學堂，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醫學女博士。畢業后，她本可做一名待遇優厚的婦產科專家，但一次下鄉調查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婦產醫院的二等病房。
1924年，楊崇瑞隨蘭安生博士深入河北農村時，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刺痛：產婦因“產褥熱”高燒不退，新生兒因“四六風”（破傷風）抽搐夭折，當地更有慘痛的俗語“只見娘肚大，不見兒走路”。面對高達千分之二百的嬰兒死亡率，楊崇瑞意識到，僅僅坐在大醫院里開刀，救不了中國婦女，只有走出象牙塔，去培訓千千萬萬個懂得消毒和無菌操作的助產士，才能從根源上止住這淌血的傷口。
1928年楊崇瑞在北平辦起了我國第一個接生婆講習所，360名接生婆曾在這里受訓。第一批30名學員，平均年齡54歲，圖為結業時合影。
1929年，楊崇瑞辭去協和的高薪職位，投身公共衛生事業，并在北平創立了國立第一助產學校。當她帶著這所學校遷入麒麟碑胡同時，帶來的不僅僅是聽診器和產鉗，更是一種近乎苦行僧般的精神。她親手擬定了八字校訓：“犧牲精神，造福人群”，并將這八個大字刻在石碑上，立于校園一角。
刻著“犧牲精神 造福人群”的校訓碑。
楊崇瑞對學生的要求近乎嚴苛，除了精湛的醫術，她還要求畢業生必須學會騎自行車，在農村實習基地甚至要學會騎驢，因為在那些偏遠的山區，只有助產士騎在驢背上顛簸的身影，才是產婦母子平安的希望。
在這座深宅大院里，身為校長的楊崇瑞沒有一點架子。她常年穿著一件樸素的布旗袍，發辮盤在頭頂，與學生輪流值班，一旦遇到危重產婦，無論風雨晝夜，隨叫隨到。有一年，一位貧困產婦在附設產院生下一名女嬰后，因無力撫養想要遺棄，楊崇瑞不僅墊付了所有醫藥費，還收養了這個孩子，取名楊廣仁，并一直供養她讀到大學畢業。
婦產醫院的免費病房。
抗戰烽火曾一度打斷了這里的寧靜，幸虧楊崇瑞早在戰前，便極具遠見地將募捐來的款項兌換成外幣，以“特款”形式存入國外銀行。這筆錢，成了學校在亂世中維持生存的救命稻草。1949年，新中國的曙光初現，身在日內瓦，已擔任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婦幼衛生組副組長的楊崇瑞，毫不猶豫地回到北京，出任衛生部第一任婦幼衛生局局長。
1929年，助產士攜帶器具箱上門出診，到孕產婦家中訪視。
在她的倡導下，構筑了全國婦幼三級保健網，推廣新法接生，短短幾年間，嬰兒死亡率驟降。盡管她一生未婚，但當人們問起時，她總是笑著說：“我已經和婦幼衛生事業結了婚，全中國的兒童都是我的孩子。”
楊崇瑞和本科第十班及實習班學生合影。
如今，那刻著“犧牲精神，造福人群”的校訓碑早已在歲月中斑駁，但從“麒麟送子”的傳說到現代醫學的殿堂，楊崇瑞用她92載的人生，在京城的版圖上，書寫的那段傳奇仍熠熠生輝。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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