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年先生（1925—2007），江蘇江陰人，陜西師范大學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我國著名的古文獻學家、歷史學家、古典文學專家、藏書家，在中古文史研究、小說史、版本學、碑刻學等領域造詣宏深，著述甚富，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是20世紀具有代表性的杰出學者之一。今年是黃永年先生誕辰100周年，回憶和先生的交往，受先生教導、鼓勵、提攜的情景，百感交集。遂寫成小文，以寄托對先生的感念之情。
晚年黃永年先生在書房兼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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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古籍事業，改革開放以來得到巨大發展。1981年，中央下發《中共中央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恢復，教育部成立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各重點大學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1985年，根據高校古委會安排，山東大學古籍所等單位招收了一屆古籍整理研究生班，我是山大古籍所古籍整理研究生班的學生。1986年，霍旭東、劉聿鑫、徐傳武三位老師帶領我們研究生班到洛陽、西安等地考察實習。在西安特別請黃永年先生講課，地點在陜西師大古籍所。當時我們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去實習的九個同學，和陜西師大的研究生一起聽課，教室里有三十幾位同學。黃先生講版本學。講到古籍“善本”的標準，用粉筆在黑板上畫了兩個圓圈，互相交叉。這兩個圓圈，一個是“文物性善本”，例如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稿本、名家抄本、名家批校題跋本等，都是文物性善本。另一個圓圈是“學術性善本”，指的是精校精注本，錯誤少、內容全、注釋精。這兩個圓圈有交叉，交叉的部分就是兩個標準同時具備的，不交叉的部分就是只具備一個標準的。還說圖書館、博物館等收藏單位講究的是文物性善本，而讀書治學還要特別注意學術性善本?？梢哉f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從此以后，我對善本的認識就不再模糊了。
我們實習考察途經鄭州，我在鄭州古舊書店買了一部中華書局影印的《四庫全書總目》，精裝2冊，18元，當時是大價錢。到了西安，又在古舊書店買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精裝1冊，4.6元，是舊書重新標價的。還在某書店買到一冊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黃永年先生的著作《古籍整理概論》，磚紅色封面，書名燙金字，平裝本，10多萬字。這部書我讀得特別認真，我從事古籍整理工作幾十年，我的古籍整理知識可以說基本上來自這本書。1992年，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于首奎等先生主編的《世界百科名著大辭典》，其中的一個詞條“《古籍整理概論》”是我撰寫的。
黃永年著《古籍整理概論》，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黃先生在那次講課時，說教師在課堂上要講自己的心得，不能只是照本宣科。還說：“我講的都是我明白的，不明白的不講。我在這里講課不臉紅。”他指指自己的臉。我后來也當了老師，就奉黃先生的教導為準繩。1999年，根據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譚好哲教授的安排，我為山大文學院研究生開設必修課“文獻學”，每周4課時，4學分。在備課寫講義過程中，力求貫徹黃先生的主張，多講自己的學術心得。這部講義《文獻學概要》后來由中華書局出版，受到歡迎。這其中黃先生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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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國務院第三次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會上周紹良先生提出《四庫存目》書很重要，建議調查收集影印一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四庫全書》配套。胡道靜先生表示贊成，并列舉了《四庫存目》的重要文獻，如李卓吾的著作。我讀了國務院古籍小組《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刊登的周紹良先生、胡道靜先生的發言，非常震驚。因為我那時正在做《四庫存目》書的調查，并撰寫《四庫存目標注》。我馬上找到出席過這次古籍會議的董治安先生。董先生提議我寫一篇研究計劃，寄給古籍界專家傅璇琮、趙守儼、安平秋、章培恒、周勛初、黃永年，并開了地址。我模仿孫詒讓《溫州經籍志敘例》，撰寫了《四庫存目標注敘例》，給各位專家寫了信，隨信附上《敘例》?！稑俗ⅰ泛髞砩陥蠼逃可缈苹痦椖?，古籍組評委有黃永年先生，先生給予明確支持，獲得立項。
北京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會長、北大歷史系教授劉俊文先生根據周紹良先生的意見，向國務院古籍小組提出編纂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計劃，獲得組長匡亞明先生批準，成為國務院古籍整理項目。東方文化研究會會長季羨林先生出任總編纂，劉俊文先生任工委會主任、副總編纂。國務院古籍小組秘書長、中華書局總編輯傅璇琮先生接到我的信和《敘例》，回信熱情鼓勵，說要向匡亞明先生匯報，并把《敘例》刊登在《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上。1993年1月，北大成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工委會，傅先生又推薦我加入工委會。1994年9月，北大《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工作正式啟動，我應邀擔任編目室副主任，以后擔任總編室主任、常務編委、工委會委員，住進北大，到1997年10月底完成《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輯出版工作，前后參加《存目叢書》工作近5年，住北大工作3年多。
在北大期間，黃永年先生應邀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顧問，我的導師王紹曾先生，以及古籍界周一良、周紹良、冀淑英、劉乃和、王鐘翰、程千帆、楊明照等先生，都應邀擔任學術顧問，在北京開過多次會議，是改革開放以后古籍界老輩聚集在一起的難得機會。
關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價值，學術界起了爭論，有的學者認為意義不大，“不宜印行”。也有學者認為意義重大。爭論文章發表在《光明日報》等重要報刊。
1994年9月11日至12日，《存目叢書》工委會在北京召開了工作座談會，我應邀出席。11日上午會議在北大臨湖軒召開，季羨林先生、周一良先生都講了話。黃永年先生應邀出席會議，為這次會議賦詩二首，我久久不能忘懷，錄在這里：“木天舊業得傳人，擘畫經營說苦辛。莫羨乾嘉文物盛，臨湖軒里自生春。”“評量何必計瑕瑜，此亦書林一壯圖。會見琳瑯齊插架，應歌四庫少遺珠。”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和版本學家，黃先生用詩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這一觀點與季先生、周一良先生可謂不謀而合。他們的看法令我這個文獻學的初學者心服口服。這是我參加《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第一堂課。
這次座談會還安排了分組討論，地點是中國人民大學西門對面的盛唐飯店。我擔任老專家組秘書。記得老專家組有周紹良、黃永年、冀淑英等先生。黃先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支持《存目叢書》工作，也介紹了自己的古籍工作經歷。吃飯的時候，圖書館古籍界人不少，總有一二十桌。我和黃先生一桌，我給黃先生說：“《人民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編得好，要言不煩，該有的信息都有了。”黃先生馬上說：“是我的學生宋平生。”他站起來大聲叫：“宋平生——！”宋平生馬上小跑過來：“黃先生，我在這兒。”黃先生指著我說：“我給你介紹一下，杜澤遜同志。”從此以后，我和宋平生就成了好朋友。黃先生帶來兩本《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線裝本1冊，很規矩，是黃先生編寫的?？大w例，和《人民大學善本書目》一路，特殊善本有簡要提示，例如《四庫存目》就有提示。這兩本書目，黃先生送給周紹良先生一本，另一本給了我。
黃先生在北京期間，宋平生、辛德勇來往最密切。有一次辛德勇從琉璃廠中國書店古書展銷會買來一堆古書，直接拿到盛唐飯店黃先生房間，攤在地板上，一種一種給黃先生看，好像小孩子在外頭撿到寶貝向大人詳細匯報。黃先生邊看邊議論，一種特殊的快意浮現在臉上。一起來的還有北大的吳鷗老師。辛德勇買到的一捆道光間汪遠孫家振綺堂刻的書，開本大小不一，都是初印本。黃先生說應該是準備印叢書的最初模樣。
盛唐飯店對過，有個飯店叫“三石野菜村”，我代表劉俊文先生在那里請黃先生吃飯，宋平生、辛德勇、吳鷗作陪。最主要的一道菜就是東坡肘子，燉得很爛，香軟可口，黃先生吃得很高興。宋平生告訴我，這是黃先生最喜歡的一道菜。有了這東坡肘子，其他配幾個小菜就可以了。黃先生不喝酒，吃好了就乘興談書林掌故，哪年在上海什么店見到誰的稿本，略一翻看，確信無疑。一五一十，數十年前事，如在眼前。盛唐飯店會議之后，我和黃先生才算建立了密切聯系，與黃先生的高足宋平生、辛德勇也有了特別親近的感情。為了《存目叢書》向黃先生請教，也就越來越多?！洞婺繀矔肥杖氲?508部古籍，善本比例很大，其中宋元版大約數十種，明版多達二千多種，名家抄本數量可觀。都是影印的。因此，不僅對查找文獻資料是個巨大寶庫，對研究版本學也提供了豐富的可資比對的樣品。
黃先生曾經打電話要我復印一本南宋野史抄本，說要和自己的本子對對。我很快復印寄過去了。辛德勇、宋平生兩位都有一定數量的收藏，有的是《存目》書，也慷慨提供給《存目叢書》使用。辛德勇、宋平生家里我都去過，到了就是看書。宋平生請我到家里吃飯，嫂夫人做的粉蒸肉，二鍋頭每人一大杯。女兒宋白，很聰明。飯后馬上收起碗筷，擦干凈桌子，鋪上報紙，拿出善本幾種看。其中康熙顧嗣立秀野草堂刻《昌黎先生詩集注》初印本，所用開化紙細白如雪，黃先生手跋，終生不能忘。他說黃先生來北京，喜歡住人民大學東門內招待所，“我就拿幾部書放他那里，請他抽空寫幾行”。
《存目叢書》的會議，后來多次在郵電療養院開，地點在北大西門外蔚秀園西邊。一次陪黃先生吃早飯。先生問我哪里人。我說滕縣。黃先生說，明代李流芳有詩：“谷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似銀。”說到“白似銀”，聲調拉長，腦袋晃一晃，“白”字念“伯”，特別有味道。我說：“黃先生，您哪里記得那么多？”黃先生說：“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出過一冊《王士禛詩》，薄薄的。里頭說錢牧齋、王漁洋經過滕縣，都和過李流芳的詩。王漁洋詩‘不見花開白似銀’。”我對黃先生博覽而強記，欽佩之至。當然黃先生談讀書，說過不必要硬記，多讀就行。大概每個人腦子不一樣，黃先生過目不忘，也不是可以簡單效法的。
黃先生在陜師大古籍所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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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生來北京，有幾次是我接送。他要求軟臥，而且對于誰接送也有一定要求。
有時候黃先生來開高校古委會的會，我也去看望，也找機會請黃先生吃個飯，特別點東坡肘子，記得那道菜26元。
還有一次，大約1997年，和劉玉才兄同往北大南門外一家旅店看望黃先生，黃先生把兩部稿子交給玉才教授。大概一部是《古籍版本學》，一部是《史部要籍概述》，都是親筆謄錄的清稿，是古委會主持的“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系列的兩種。黃先生效率很高，寫的著作多，而且快。我把寫的《四庫存目標注》樣本給黃先生看。黃先生看了說，就是這樣。這之前黃先生曾建議我把《四庫存目標注》寫定出版，然后再圖增訂。我還問過黃先生，張乃熊的印章“菦圃”，“菦”字刻成草字頭加“近”，如何過錄，黃先生說“照描”。還有一次問黃先生，明代抄本，有“玄宰”印，可以作為鑒別參考，如果沒有這個印，如何確定是明代抄本？黃先生說“只能是毛估”。
黃先生來北京，有時候是趕琉璃廠一年一度的古籍展銷會。有一次，宋平生約著我一起陪黃先生去，打“黃面的”，一大早就到了，在海王邨那個大院子東邊巷子里的大門外等著。時間到了，門一開，等待的人一擁而上。干什么？急趕到院子中間的大案子邊，案子上堆滿了不成套的古書，伸出兩手抱一抱，轉身蹲地上，開始一本一本挑。這些書一塊錢一本。那些搶到書的人，把不要的書從胳肢窩扔回案子上。黃先生氣喘，又是大教授，邁著方步往里走，我們青年人只能跟在黃先生身后，等走到大案子，案子上一本書也沒有了。我站在案子旁邊，人家扔回來我就撿，撿夠50本，交款，營業員包一下，用繩子捆好，我就提著去找黃先生他們。黃先生是不看那些一塊錢一本的，他直接去看擺在架子上的一套一套的全本，從容挑選。我買了一部咸豐刻本《續山東考古錄》，一函四冊，白紙，400元。辛德勇說：“好書。”他是歷史地理學專家，他的話可信。
1997年10月底，《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結束，在北大光華樓開總結大會，有約三百人參加。我奉命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結發言。黃永年先生在發言中，明確指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是古籍整理的一大貢獻，他說：“還有一個成果，就是杜澤遜同志所撰《四庫存目標注》，是目錄學上一大貢獻。”他指著在臺下的我說：“希望快點出來。”11月1日，在人民大會堂香港廳又召開了竣工慶典，黃先生也出席了。會后我就陪王紹曾先生回到山東大學，結束了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的工作。
在北大期間收到過黃永年先生幾封信，存有二封，過錄于下：
1995年12月3日函：“澤遜同學：在京晤談甚暢，《存目叢書》之編集細密如此，誠可喜可賀。年于卅日中午承費心送上火車后，一路順利，一日清晨返歸寓所，均祈釋念。車票及送票費收據各一紙附上。專肅，敬頌文祺。黃永年頓首。95年12月3日。”
1997年9月21日函：“澤遜先生：年與賈二強君所編集之《清代版本圖錄》已出版。記得先生似需要一部（年已漸老化，有些近事常記不清），乞示，當即掛號寄奉。此書贈書不多，但年用自己的科研經費另買了幾部。前似說打折扣代買，今已不必，即以奉贈。但乞勿外傳，對外即說是代買的，否則一擴大，年無力承受也。又《存目叢書》結尾工作想順利，會是否定于十月下旬開，日期已否確定？一俟確定，盼即告我，能來長途電話通知日期更好。以西安買火車票是用電話訂購辦法，提前不超過一個月即可訂購，遲了即購不到矣。專此，順頌文祺。黃永年頓首。97年9月21日。”
黃永年先生致杜澤遜信
這封信我的回信當時復印留底，現亦過錄如下：“永年先生道席：九月二十一日手教奉悉，大著《清代版本圖錄》原擬出版后即購買一部，奉為案頭學習之要籍。今蒙見賜，曷勝銘感！又聞先生將續輯《抄校本圖錄》，書林將再添一部好書，不勝仰慕。愚意抄本大都墨色較濃，易于影照。校本則往往涂乙勾改，宜取套印之法方能留真?！端牟繀部分小鄂U氏集》為毛校宋本，係以朱筆徑改者，商務印書館用朱墨套印，效果極佳。如果僅用墨印，則校改之字盡成墨團，無可展閱矣。二強先生雖不曾謀面，但心儀已久，此次來京，必能暢談。拍攝書影事宜，后學當盡力效勞。昨至廠甸，得永樂刊《華嚴經》卷七十四，一冊，經折裝，白棉紙，可作教學樣品，現復印紙背，供先生一閱。天氣轉涼，尚乞珍衛是幸。即此敬頌撰安。后學杜澤遜頓首。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清代版本圖錄》線裝本一函，就由賈二強兄送到北京，分給幾位友人。其中有我一部，深感黃先生厚愛。我在北大西門外路西一家小酒館請二強兄吃了飯，談了很久，滿足了我的意愿。從此以后二強兄也就成了良師益友。
1997年底我回到山大，和北大劉俊文先生仍有學術聯系。劉先生很快規劃了新的重大課題，開發《中國基本古籍庫》。這是改變我國古籍研究生態的劃時代巨大工程，祖祖輩輩翻書過日子，改為上網查數據庫，這是一個真正的標志性里程碑。我曾經發表文章，把劉俊文先生和王選先生相提并論。在籌備的過程中，應該是1998年，劉俊文先生要我擬定文學類3000部書，我和程遠芬擬定了3000多部，交給劉先生了。劉先生辦事地點在友誼賓館，我也去審過一些類的擬目。小學類目錄是劉先生通過我邀請山東大學劉曉東教授擬定的，而史部目錄是劉先生在友誼賓館讓我打電話邀請黃永年先生擬定的。當時請黃先生開2000種書。我回到濟南又寫一封信，請黃先生收到經費后即可動手。黃先生很快完成了，開了1800種，并且說就這些。這和劉曉東先生風格差不多，都是很有把握。劉俊文先生曾邀我擔任《中國基本古籍庫》執行副主編。我考慮到自己技術上外行，加上《存目叢書》編纂工作在北大住了三年多，擔心山大方面政策上不允許，就沒敢答應，只參加了擬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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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31日到4月2日，我在山東大學古籍所主持召開了“海峽兩岸第二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了三千元經費，由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與臺灣淡江大學中文系聯合舉辦。出席會議的40余位學者，陜西師大黃永年、中華書局程毅中、復旦大學吳格、上海圖書館陳先行、南京大學徐有富、浙江大學崔富章、武漢大學曹之、華中師大周國林、臺北“故宮”吳哲夫，以及東吳大學王國良、周彥文、陳仕華等專家都聚集到濟南。會議賓館在山東大學東邊閔子騫路桃園大酒店。黃先生講了《新書目答問》的必要性和編纂設想。會后特別留黃先生多住了幾日，給山大古籍所研究生作了報告（座談的形式），山東省圖書館古籍部也邀請黃先生講古籍版本學。
會議期間，一天晚宴，在桃園大酒店，有人拿來一本古書請黃先生看。沒頭沒尾，1冊，開本稍大，白紙，大黑口，雙黑魚尾，四周雙邊，墨色頗濃而不勻。黃先生看了，遞給我。我看了說：“黃先生，這個不晚。”黃先生說：“就是嘛。”我把書交給黃先生，黃先生就還給那位書友了。這本書版式、字體、墨色、紙張和黃先生《版本學》里說的明前期刻本吻合。有時候不明說“明前期刻本”，但是意向是明白的。
這次黃先生來濟南開會，我事先寫信邀請黃先生和賈二強老師一起來，2001年3月9日黃先生回信，過錄如下：“曉東、澤遜先生賜鑒：尊所舉辦海峽兩岸文獻研討會，年自當應召參與。謹寄上拙稿，惟只是芻議，不足充學術論文耳。專肅，敬頌文祺。黃永年頓首。三月九日。治安先生均此。又，敝所賈二強副所長以課務繁重，屆時恐不克到會，尚祈原鑒。”
我還寫信給黃先生要了一幅字，理由是搬了新家（山大第五宿舍二號樓）。黃先生很慷慨地作了一首詩，寫成條幅帶來了。內容過錄如下：“歷下從來翰墨場，明湖觴詠亦輝光。紀阮簿錄更承繼，合共前賢較短長。小詩賦奉澤遜先生雅正。黃永年。”下鈐“永年詞翰”朱文方印。時間當然是2001年3月。
黃永年先生墨寶
我的《四庫存目標注》經過艱苦努力，2005年寫定了。早就請黃先生寫序言，這時候開始寫信催。黃先生2003年12月某日回復如下（濟南歷城郵戳“2004.1.2.”，信寫在陜西師范大學印制的賀年卡上）：“恭賀澤遜先生申年新禧。黃永年拜上。”（左欄）“承囑為尊著寫序，自當從命。最好全書完成，拜讀前言及小部分大稿，然后命筆。庶不致徒說空話，如此寫序亦不過一周即可繳卷，必不有誤刊行也。”黃先生的這個賀歲卡估計是接到我的賀歲卡回復的。我的賀歲卡一般是借機寫個短信，匯報近況。
2004年“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委托我主持的項目《清人著述總目》開工。這時候《四庫存目標注》還沒有最后完成。為了不耽誤，我加快速度，于2005年完成了《標注》寫定工作。上去開創之初的1992年，已經14個年頭了。我又寫信請黃先生寫序。2005年10月14日黃先生函：“澤遜先生賜鑒：手示奉悉。大著序言草就，囑人用電腦印出清本寄上，不知尚合用否？年今歲已屆八十，無力從事學術研討，惟思留點回憶錄之類，亦因循尚未動筆也。肅此，敬頌著祺。黃永年頓首。二〇〇五年十月十四日。”我的書2007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黃先生2007年1月16日去世，沒有看到這部書的出版，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黃永年先生是我學業上的榜樣和模范。黃先生的書我都買（有好幾本是黃先生贈送），文章見到了都看。有一次中華書局出版了黃永年、黃壽成父子整理的《黃周星定本西游證道書》，永年先生長篇前言我看了兩遍，欽佩之情難以言表，推薦給周圍同好：“前言寫到黃先生這樣，就算到家了！”
黃先生去世后，我幾次都要寫篇懷念文字，總是覺得要寫得全面一點，而正是這點，讓事情拖延下來，常常在心里縈繞。今年先生誕辰100周年，陜西師大古籍所主辦黃永年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壽成兄發來邀請函，又趁來山東大學尼山學堂國學人才班講授碑刻學之機當面邀請。我當然要趨前參會，表達緬懷景仰之忱。不料腰病忽發，不能成行。只能勉力寫成這篇小文，以表達對先生的深深思念！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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