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近日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將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居委會，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或許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卻在家長里短的調解中化解矛盾，在便民服務的細節中傳遞真情，用“微服務”溫暖“大民生”。
50年代北京開始建立居委會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原有的街政府被撤銷，區政府改為區公所，成為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機關，社區這一層級的指導管理一時失去了抓手。由于基層社會管理復雜，僅靠派出所工作人員無法完成街道繁重的工作任務，于是各派出所將轄區內的積極分子組織起來，成立了眾多功能不一的群眾組織。
到1952年，北京每個派出所轄區內都出現了各種委員會，如治安保衛委員會、衛生委員會、社會救濟委員會等，少的有十幾種，多的達二十幾種。由于這些群眾組織多而分散，沒有統一管理，給居民帶來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1954年11月3日《北京日報》1版，《加強街道居民工作，密切政府和居民群眾的聯系》）
為解決這一問題，市政府多次對居民群眾的組織形式問題進行研究，決定改進街道工作：精簡各種群眾組織，按照派出所轄界建立街道居民代表會議及其常設委員會——街道居民委員會，統一領導推動街道的各項工作。1952年，本市陸續在西單、東四、宣武、東單四個地區選擇了一些街道，試建不同類型的居委會。1953年，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向毛澤東主席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城市應建立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的建議。（1997年5月7日《北京日報》1版，《首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主要奠基者偉業永存》）
經過一年多的試點醞釀，1954年10月，市政府決定在城內各區普遍建立居委會，明確居委會是群眾自治性的居民組織，其任務是辦理有關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項、向政府反映居民的意見和要求、發動居民響應政府的號召、遵守國家的法律法令等。（1954年11月3日《北京日報》1版，《本市城內各區開始建立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
很快，400多名經過訓練的干部先后去往32個派出所管界和海淀鎮，開始建立居委會的宣傳工作。一個多月后，宣武、西四、海淀三個地區率先建成55個居委會。此舉得到居民的熱烈響應。西單地區選舉期間，一位居民為了了解候選居委會成員的情況，在選舉前幾天特意去暗訪了好幾位住戶。（1954年11月17日《北京日報》1版，《本市城內七個區和海淀區逐步展開建立居民委員會的工作》）
居委會成立后，日常工作是群眾性的治安保衛、民事調解、愛國衛生、綠化美化和優撫社救等，逐步顯示出“大家的事情大家辦”的互助互濟精神。
1955年盛夏，接連幾日大雨，為了避免或減少房屋倒塌引發傷亡事故，各區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和居委會的干部、群眾、積極分子日夜冒雨進行搶救，有的動員危房住戶搬家，有的幫忙背孩子、搬東西，還有的主動帶著危房住戶到自家暫避。朝陽門外東森里一帶積水很深，居委會積極分子朱佩文深夜冒著大雨到各戶檢查危房，動員遷移，趕路時跌倒滿身泥水仍舊堅持工作。（1955年8月20日《北京日報》2版，《各區人民委員會和群眾積極進行搶救》）
安定門內小經廠胡同是連續四次被評為北京市衛生先進單位的衛生模范地區。這個地區大雜院多，硬件條件不算好，為此，當地居委會把街道劃分成責任地段，由居民分工分片負責，每天輪流打掃。每周以小組為單位檢查衛生；每月15日，全管界三條街巷的660多戶人家家家動手進行大掃除，居委會還會組織檢查，公布結果。此外，這里還采取了居民委員會主任包片、居民委員包段、院負責人包院的層層負責制的辦法，推動衛生工作。在干凈整潔的環境中生活，痢疾、腸炎等傳染病逐年下降，人們逐步樹立了“以衛生為榮”的新風尚，并養成自覺講衛生的好習慣。（1963年9月18日《北京日報》2版，《小經廠居民委員會是街道衛生工作的一面紅旗》）
微利便民服務解決居民煩心事
改革開放初期，北京商業服務網點不足，吃飯難、修補難等“幾難”問題突出。為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求，本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并鼓勵居委會興辦微利服務業。那時候，除調解糾紛、衛生管理等職能外，興辦小型企業、便民服務事業也是居委會的重要工作。
說起來簡單，但對于“沒錢”“沒地兒”的居委會來說并非易事。
為支持居委會興辦便民服務項目，各區采取多種措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1986年，宣武區在八個街道的辦事處先后成立了第三產業管理站，并配備專職干部負責居委會便民網點的審批。針對居委會資金不足的困難，區政府又采取長期無息貸款的形式撥給全區289個居委會15萬元。（1986年12月8日《北京日報》2版，《宣武區政府采取措施支持居委會興辦便民服務項目》）為多渠道開辟新網點，西城區政府動員駐區的一些單位對閑置倉庫、多余的辦公用房等進行調改，作為商業服務業、維修業用房；各街道居委會也利用樓群、胡同、院落中的空余住房，建起了群眾家門口的微利便民網點。（1988年5月5日《北京日報》2版，《興建方便群眾生活網點1800個》）
隨著雙職工家庭的增加，“入托難”成為社會的一大難題，不少雙職工不得不輪流請假在家看孩子。了解到居民訴求，很多居委會因陋就簡地辦起了托兒所。天壇南里地鐵居委會借用了雙職工的住房，利用“時間差”辦起三個托兒所，白天房子空閑時收托嬰幼兒，晚上讓雙職工居住，一下子解決了40名兒童的入托問題。西城區潘莊居委會自籌資金蓋了兩間40平方米的房子，購置了必要的設備，請來四位保育員收托6個月到5歲的孩子30名，使這個地區的嬰幼兒全部入托。（1986年7月15日《北京日報》2版，《解決了托兒難》）
在居委會的努力下，一大批便民服務網點出現在家門口的街巷，生活中的諸多不便逐步得以改善。到1987年，本市3000多個居委會興辦起9577個小型商業服務網點，這些便民店堅持了小型、分散、微利、服務的原則，群眾需要什么就干什么。據統計，全市居委會共興辦了小型百貨、副食、飲食點1000多個；小型修理、理發點和小旅館680多個；服裝加工、拆洗縫補、廢品回收點1200多個；“小飯桌”260多個。（1987年2月9日《北京日報》1版，《居委會辦小型商業服務網點九千多個》）
還有一些國營服務業不愿意干的、利潤低的項目，居委會也見縫插針增加了服務網點。比如拆洗縫補棉活被褥的網點，僅崇文區就有48個，平均每4個居委會就有1個。永外花莊子居委會開設了多種服務項目,除拆洗縫補、承做嬰幼兒棉衣棉褲外，居民還可以從這里租三輪車、小推車、老年輪椅等。甘家口東居委會服務中心為居民準備了大量急用而又不常用的生活用品，如雞毛撣子、鐵鎬、斧頭、藥鍋等，居民隨時可以借用。（1991年7月8日《北京日報》2版，《海淀區建起便民網點2256個 提供53項服務項目》）在安定門街道頭條居委會，可以提供洗衣、做飯、換煤氣、修電器、修車、擦油煙機等服務，每年登記預約的居民有七八百人次。（1996年7月29日《北京日報》1版，《東城區大力發展微型社區服務》）
作為“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的群眾自治組織，雖然居委會各種綜合便民服務點條件設施有限，但解決了相當一部分生活中的難題，讓居民的煩心事變成“暖心事”。
年輕人“下沉”為居委會注入新活力
自居委會成立以來，戴著紅袖箍的“大爺”“大媽”一直是居委會的“標配”。他們多以退休人員及家庭婦女為主，雖然有工作熱情，但文化水平不夠高，年齡又比較大，參加居委會工作力不從心。市民政局的統計數字顯示，1992年全市共有居委會4262個，居委會干部17694人，平均年齡64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僅占兩成。（1992年1月5日《北京日報》2版，《居委會組織法實施辦法施行》）
從1997年開始，為加強基層建設，宣武區、石景山區等先后選派上百名機關干部到居委會擔任指導員，協助居委會主任工作。年輕人“下沉”，為居委會帶來了活力和朝氣。他們有著較高的文化素質，能說會寫，宣傳《首都文明公約》《居民文明守則》時，既形象又生動；建立完善各項規章制度和賬卡時，條理嚴謹又明晰。年輕干部張長義到白紙坊街道街西居委會后，把全居委會轄區分片由各主任、委員包片、包段管理，很快摸清了轄區狀況，清除了隱患。后來，這套居委會工作管理模式在全街道推廣。（1998年4月27日《北京日報》6版，《宣武區153名機關干部到居委會當指導員》）
1997年5月，全市居委會第三次換屆后，5430個居（家）委會的2萬余名干部，平均年齡已降至不到54歲，超過八成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998年1月9日《北京日報》1版，《全市五千居委會注入新鮮活力》）
居委會干部年輕化、知識化的步伐逐年加快。到2002年，全市2400多個社區共有居委會干部近2萬名，平均年齡僅為48.7歲，其中35歲以下的有856名。而且，社區干部不再有文盲，大多數達到高中以上學歷。年輕的頭腦給居委會和社區居民帶來了現代知識。34歲的鄺偉軍畢業于北京科技大學，2000年參加社區事業干部招考后走進了展覽路街道朝陽庵社區，挑起了居委會管理的大梁。社區建設100平方米的衛生服務站和150平方米的社區服務站，學過設計、制圖的他自己動手，設計出房屋及裝修圖紙，還包攬了工程核算的任務，為經費有限的居委會節約了不少資金。（2002年10月19日《北京日報》7版，《社區新來當家人》）
共治共享創建美好社區
進入新世紀，北京首家現代社區居委會——朝陽區八里莊街道紅廟北里社區黨委和社區居民委員會揭牌成立。加了“社區”二字，居委會的職能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更加注重居民自治、社區服務和社區管理等。（2001年3月20日《北京晚報》4版，《新型社區居委會北京有了第一家》）
居委會通過搭建多元參與平臺，引導居民從治理旁觀者變為主人翁。在天橋街道萬明路北6號樓里，曾經雜物堆積，擠得狹窄的樓道只能容下一人通過。有關部門多次強制清理，但隔不久就反彈。2002年7月，社區居委會干部挨家挨戶勸說之后，全樓住戶共同發起了環境整治。為鞏固成果，每樓層“層長”和居民代表還組成了樓道清查隊，反彈現象再也沒有出現。建立環境自治機制的先進經驗推廣后，近20個社區200余棟居民樓群眾自發加入到整治樓道環境的行列中。（2002年10月30日《北京日報》1版，《宣武區二百座居民樓樓道環境自治》）
過去，社區的大事小情主要由居委會管。有時花了不少錢，但老百姓不買賬。2011年，東城區推出社區多元參與機制，社區事務怎么管理，由居民說了算。南鑼鼓巷知名度提高后，居民和商戶的矛盾也日漸突出。社區居委會與街道一起組織了“社區茶館”“開放空間”等居民討論會，提出成立社區工藝坊的創意，由街道免費提供店面，并邀請30余位社區居民到南鑼鼓巷展賣手作工藝品，得到了居民的認可，也讓共建成果轉化為共享福祉。（2011年2月15日《北京日報》10版，《東城“自管會”管住社區事》）
從治保巡防到“托老所”“小飯桌”，從柴米油鹽的便民網點到夫妻鄰里矛盾糾紛調解，從老舊小區的環境煥新到社區文化的繁榮發展，居委會始終是最貼近民生的“神經末梢”，以“小支點”撬動“大治理”，讓基層治理的成果惠及每位居民。
資料來源：京報集團圖文數據庫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流程編輯：U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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